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8月1日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13年8月1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快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规范信息化行为，保障信息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统筹协调机制，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和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逐步增加信息化投入。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投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统筹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公安、国家安全、财政、教育、商务、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省通信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与创新、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信息化知识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对在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面的融合。

　　第九条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统一标准，实行集约化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拆除、迁移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

　　第十条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

　　建筑物驻地网应当对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者，实行平等接入。

　　第十一条固定资产投资类信息化项目的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规定，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政府投资的固定资产类信息化项目和涉及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非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有关投资部门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和资格。

　　建设单位不得将信息化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同一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和监理，不得由相互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省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本省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对信息化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五条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项目的主要依据。

　　第三章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宏观经济、文化等基础信息数据库，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务信息资源的相关标准、共享目录，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完善共享交换体系。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或者本单位信息共享目录，向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相关信息，并依法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八条国家机关应当遵循一个数据一个来源和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维护、更新，避免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信息的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信息，不得非法披露所采集的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将获取的信息提供给他人。

　　第十九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鼓励和支持对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引导和规范对信息资源的增值性开发利用。

　　鼓励和支持信用服务机构依法采集、整合信用信息，为社会提供信用征信、评估评级、信用管理等服务。

　　第二十条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拥有公众信息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篡改、毁损和丢失。

　　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受到商业性电子信息侵扰的，有权要求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同时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采集、使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更正、删除与其相关的不实信息。

　　第四章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加大对信息产业、示范企业和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发展集成电路、软件、高端元器件、电子设备等基础产业，培育有特色的信息产业，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


　　第二十二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定期公布信息产业关键技术名称和产品指南。

　　第二十三条符合条件的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的企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减免、投资融资、土地使用、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采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材料、技术和工艺。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集中处理废弃电子信息产品。

　　第二十五条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开发、推广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信息化人才实习、培训基地，合作培养人才。

　　第二十六条培育、发展信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信息技术成果转化。

　　第二十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信息产业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

　　第二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和示范企业，加快信息技术区域、行业、企业的示范应用，建立健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估体系，推行企业首席信息官制度，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项目的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项目的需求与效益、实施基础、技术方案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送信息化主管部门，作为信息化主管部门支持企业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依据。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信息化共性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服务等专业公共服务机构发展，支持面向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信息化外包服务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鼓励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信息化科技工程建设，加快煤炭、冶金、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升级改造。

　　鼓励采用信息技术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动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第三十三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推进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内部办公和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应用。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各类教育水平。

　　高等院校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

　　第三十五条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服务、安全认证、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支撑体系，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第三十六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气象等部门以及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及时、准确提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应用，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提供服务。

　　第三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调查、分析、预测和评估，定期发布评价报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及时提供相关数据。

　　第六章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高信息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第四十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警示、宣传教育等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安全管理人员，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第四十一条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依法向公安机关备案，并根据安全等级进行建设、测评和整改。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安全分级保护和信息安全系统建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和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以及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三条信息安全系统应当与信息化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采用依法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

　　第四十四条从事安全运行维护管理、风险评估、等级保护等信息安全专业服务活动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第四十五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

　　第四十六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发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措施，降低损害，防止事态扩大，保存相关记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未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该项建设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标的价款百分之三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信息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获取信息，非法披露、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向他人提供所获取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司法体制的顽固毒瘤
——防止刑讯逼供的思想保障和制度保证

刘修辉

[内容摘要] 在人文社会中，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鉴于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从刑讯存在的思想和制度根源出发，作者分析了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并在防止刑讯逼供的思想保障和制度保证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希望大家从理论方面能够对刑讯有一个新的了解。
[关键词] 刑讯逼供；有罪推定；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押权分离。

前言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一）概述
1 、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根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 ，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
（1）有罪推定思想的存在。有罪推定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1] （P237）“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 ，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2]（P231）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2）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3]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办案急功近利，偷工减料思想作怪。
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些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与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我们要明白，迟来的正义是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这我想问一句：难道一个人犯了罪就丧失了起码的人身权了吗？如果是这样，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4）上级领导的“铁案”和“限期破案”的压力。
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一个案件，没有多大影响的则罢，如果在当地有一点影响，上级有关领导和机关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这个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那个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在几天之内破案。”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想早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社会以安宁。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却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工作人员怕在他们限定的时间到来时，无法破案，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更有甚者，干脆找个替罪羔羊。使司法程序不在正义。
（5）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给刑讯逼供提供了群众基础。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特定的群众基础的。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犯了错的人在惩罚面前是没有权利可讲的。所以犯法就当罚，而且要很严厉的惩罚。其实这也是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杀一儆百。当一个人被公安机关带去进行讯问，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就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犯了法。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和邻居们关系不错，大家就会说：“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人。”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议论：“活该，枪毙了最好。”
在人们的心中，就是如果你犯了罪，就该罚，你如果不承认你的犯罪事实，你就该打，因为“不打不招”嘛！更何况只有严厉的惩罚了罪犯，才能使那些没有犯罪或正准备犯罪的人一个前车之鉴，使他们畏惧法律的惩罚而不敢犯罪。其实这也在为刑讯逼供进行“施肥”。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刑讯逼供过，但由于他们的法律知识的缺乏，而不敢揭发。因为他们认为，刑讯逼供的人代表国家，你要揭发他就是揭发国家，没自己的好果子吃，干脆忍气吞声算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对刑讯逼供进行了培育。
2、刑讯逼供存在的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权，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谈到这，我就想起了香港警匪片里的一句常用语“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多文明的用语。
痛恨犯罪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如实回答”义务很不合理。
（2）我国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既然是无罪的 ，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4]（P36）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度在许多方面已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可是却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
（3）我国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面对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有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下联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横批是“打死我也不说”。[5]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 、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涉及了非法证据的取得问题，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了立法上严禁刑讯逼供，而司法上却屡禁不止的局面。”[6]（P320）要从根本上否定一种证据，最好的效果就是规定其无效。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陈述，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也有同样规定。可是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含糊而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对刑讯逼供遏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4）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5）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6）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像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询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发生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他们实施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或打击报复，也可能两者皆有。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的主观要件。
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
逼供的发生，主要表现在：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侦查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这也是学术界争论的“毒树之果是否能食”的话题。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刑讯逼供的发生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这我深有体会，我在湄潭检察院实习期间，所见到的没有一件案子是证人到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