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遗迹

现代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历史地讲，一夫一妻婚姻的合法性，制度上起源于古罗马，观念上源于基督教。逻辑上看，一夫一妻制对应于团体婚制或多元婚制，其中包含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团体婚姻或多元婚姻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术语，它指有多个配偶的婚姻，并不管性别的组合。

1957年人类学者默多克提出，世界文明中75%的人群实行着某种程度的多妻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并不普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此制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专文探讨过那里的多夫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代婚姻法学者有时候作出形式上的界定和实质上的界定。从形式上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因为从法律上讲，“妾不是妻”；从实质上讲，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共时同居，妻与妾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实际上为多妻制。

现代法律反对多妻制，但是现实生活中，多妻制的遗迹普遍存在。在美国，大约有3万到10万个家庭实行着多元婚姻。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教徒们实行多妻制。1890年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压之后，曾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不过，到了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们一度要复兴摩门教，信奉并秘密实行多妻制。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视为“天堂婚姻”或者“天堂法则”，称之为“宗教信仰、政府结构和良好宪法自由的核心”。他们称“多妻制属于婚姻的习俗，是上帝的盟约和法律”，“在适当的规则下，它是神圣的、正义的、善良的、纯洁的制度。以上帝的名义，它丰富地保佑、保存和兴旺了一个民族”。除摩门教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妻制信仰者，其中包括福音基督教徒、非洲希伯来耶路撒冷犹太人、亲伊斯兰民族和逊尼派的穆斯林。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者也支持多妻制。有些黑人团体认为，多妻制是保持黑人家庭的方式。在他们看来，67.1%的黑人孩子出自于婚姻之外，34.5%生活于贫困之中。实行多妻制，能使黑人女子得到男人的资助，孩子得到现实的和忠诚的父亲。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则把多妻制当做性别战争的潜在武器，“夫主外妻主内”的婚姻使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多妻制却给了她们一种选择，它能够在婚姻中提供一种“姐妹情”，由此平衡工作和家庭义务，使每个妻子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犹他州妇女组织副主席露西·马琳说，“对职业女性而言，多妻制看上去是一个很美妙的主意，她在职场上战斗，家里有个放心的人在照看她的孩子”。南非现任总统是一个多妻制赞同者，将多妻制当做一种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宣称多妻制优于一夫一妻制。南非承认了包括多妻制在内的旧式婚姻，加拿大政府一度研究是否应该将多妻制合法化。

美国摩门教的多妻制习俗与现代法律的围剿

19世纪，摩门教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兴起。北纽约一个叫做史密斯的农民，称他从一个天使那里接受到了一只金盘，上有摩门书。书中描述了一段历史，讲述面对被驱逐的希伯来人如何迁徙到美洲大陆。他翻译了此书，与他的几个追随者于1830年正式建立了摩门教。

1830年，史密斯及追随者们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和密苏里）建立了共同体，他们争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上担任政治公职。从其早期开始，就有传闻摩门教实行多妻制。摩门教与对立势力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武力冲突，州长发布命令驱逐和“消灭”摩门教徒。史密斯以叛国罪被宣判死刑，他让他的继任者扬把摩门教迁移到伊利诺衣。当史密斯逃出监狱后，他在那里与摩门教徒会合。1839年，摩门教公开实行多妻制，那一年，史密斯娶了一位16岁的女孩。摩门教徒与当地非教徒的冲突依然存在。异议者的报纸谴责史密斯和他的教会头目们对市政府的政治控制，并谴责他们的多妻制。教会控制的市理事会则突袭了报社办公室，捣毁了印刷厂。市政府后对史密斯和其他教会头目提起指控。史密斯在特殊的保护下被送进了监狱。不过，由于安全措施疏漏，他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杀死。扬于1845年至1848年将摩门教从伊州经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到达犹他州，此后，多妻制才成为公开的教会官方教义。摩门教特别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以求自治不受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阻扰。1852年，扬公开批准了多妻制，教会和头目们广泛地致力于多妻实践。1856年至1857年间，也就是著名的摩门教改革时期，一夫多妻迅速增长。在其最为流行时期，近20%的摩门教徒实行多妻制。1857年6月，布坎南总统任命犹他州新州长，同时任命一大堆司法和行政官员。为了保护他们，且在犹他重建联邦秩序，总统派送了2500名骑兵。联邦军队与摩门教徒在盐湖城交战。次年，总统派员与摩门教达成和解，扬投降，新州长上任。

美国内战后，国会、法院和州联手对付摩门教。1862年，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禁止多妻制。该法案规定：“有一夫或一妻共同生活的任何人，在美国境内或排他司法管辖区内嫁娶其他人者，……将被判处重婚罪。犯罪一旦确立，他将被处以不超过500美元的罚金，不超过5年的监禁。”任何宗教或者慈善团体不得获得或者保有超过5万美金的不动产，超过部分将没收归于联邦政府。1874年国会通过的波兰德法案，则选择通过司法来反对多妻制。从此，立法与司法开始合并发挥作用。该法案取消了犹他法院除离婚外的民事、刑事和大法官事务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多妻制的诉讼集中于联邦法院，摩门教领袖们遭到联邦检察官的逮捕。

此法案下的瑞诺尔兹案最为著名。此案中，被告是扬的私人秘书，在发案之前几个月刚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被告不是教会的头目，只是在教会里享有受尊重的位置。他被挑选出来作为多妻制的公共形象：老男人娶小女孩。起初，本案双方曾达成妥协：被告方提供证人，检方不定罪。但是，当摩门教得知官方会反悔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作证。被告几乎无法被认定犯罪的时候，非摩门教的律师建议传唤被告的第二个妻子亚美利亚出庭。亚美利亚的怀孕体态，成为被告多妻的证明。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被告不服，上诉直至联邦最高法院。双方都聘请了杰出的律师，检方集中讨论多妻制、道德性和人道主义，被告方则讨论宗教信仰自由，还引用了麦迪逊和杰弗逊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最高法院同意检方的意见，认定摩门教徒没有多妻的宪法性权利。斯卡里大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在北欧和西欧各国中，多妻制永远是可憎的。直到摩门教建立为止，它几乎是亚洲和非洲民族的专门生活特征”。大法官引用检方的说法：“多妻制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它劣于西北欧洲的生活方式”。多妻制是“未开化的”陋习，类似于印度教中妇女被火焚的殉葬制度。大法官的结论是，多妻制会损毁民主自由的国家。

此后，1882年和1887年两部爱德蒙法案依然通过诉讼打压多妻制，到19世纪末，摩门教徒开始定居他所，如亚利桑那、内华达、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另外一些则去了他国，如加拿大和墨西哥。1891年，摩门教主席武德鲁夫发布声明：以上帝的名义放弃多妻制实践。2年后，犹他宪法正式宣告“多妻制度和多元婚姻永远被禁止”。如今，多妻制在全美国范围内都是违法的。同时，因为证明的困难，法律执行机关对多妻制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在法律层面上，州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应付多妻家庭，比如禁止儿童重婚，提高同意结婚的年纪，对逼迫年轻女子多妻的犯罪提高刑罚。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在中国古代，形式上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古代社会，但凡官宦殷实之家，男主人大多纳妾。于是，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是异常复杂的。以《唐律疏义》为例，《名例》篇涉及“母”名号的地方，有“亲母”（生母）、“继母”（嫡母死亡或者被休，父亲再娶的为继母）、“嫡母”（父亲非生己身的妻、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慈母”（妾无子女，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称为慈母）、“出母”（被休弃离家之母）、“养母”（无儿，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称养母）。以女子名号区分，则有“妻”、“妾”和“媵”（唐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有资格在妻之下、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序，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等级既定，妻妾地位则不许僭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唐律疏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讲究门当户对，夫妻平等。《说文解字》说，“妇，与夫齐者也”，妾则讲究男女恩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妻，本不成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第175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他人”规定：悔婚者，杖六十；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第177条“有妻更娶妻”规定：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妻妾不得乱位。第178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地位高于奴婢）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唐律疏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制。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依唐律《斗讼》篇第325条，夫殴妻致伤者，减凡人二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夫殴妾者折伤以上者，减妻二等。妻子殴伤杀妾，与夫殴杀妻同。夫过失杀死妻妾的，多无罪。第326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媵及妾犯夫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夫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

1949年前，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献。不过，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适用了西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在人格身份方面，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困难重重。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问题。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式婚姻”。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式。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发生于2007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被继承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被继承人对慈母有养育之恩。被继承人死亡后，慈母为遗产执行人。生母为了得到财产，状告了慈母，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的问题是，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遗产？依据香港1971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第7款，无配偶及无子女者，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该法为现代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对父母。本案中，原、被告都是死者的母亲，就当初的身份而言，一为妻，一为妾，前者生了被继承人，后者养育了被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被告上诉到了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终审法院仍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原告。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此，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年《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三条第1款和第4款，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北美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多妻制被视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受到法律的强力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前提下，对历史遗留的多妻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别除权”的特征探析

栾桂平


　　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债设有担保物而就债务人特定财产在破产程序中享有的单独、优先受偿权利。此项权利在破产法理论上即称之为别除权。它是由破产人特定财产上已存在的担保物权之排他性优先效力沿袭而来，并非破产法所制设，别除权的名称乃是针对这种权利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特点而命名的。
在我国现行破产法中，并没有使用“别除权”的概念。理解这一概念应把握以下特点：
　　一、别除权以一般的担保物权为基础。
　　债权人依据“物权优于债权”法则所具有的优先受偿权，在债务人破产时，该优先受偿权仍为破产法所继续承认，即转变为别除权。可见，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创设的权利，而是破产法对民法上担保物权的优先性与排他性的反映和复述。
　　二、别除权的标的物是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但该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别除权的标的物是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而非是笼统的破产人财产。别除权的标的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范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八条规定：“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
　　三、别除权的基本权利的成立时间必须在破产宣告以前。
　　依《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以赖以产生别除权的担保物权，必须成立于破产宣告之前。但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六个月至宣告破产之日的期间内，为原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追加设定的财产担保是无效的。当然，如果是主债务与设立财产担保是同时发生的，则为有效，可以产生别除权。
　　四、别除权发生作用时间必须在破产和解整顿程序结束之后。
　　由于别除权的保护本位乃立于债权人个体，而破产和解整顿程序的设置宗旨则顾及破产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整体利益，因而自然应以抑制别除权的行使作为解决途径。
　　五、别除权是依破产清算程序而行使的权利。
　　表现在别除权若不依期限申报则告失权，别除权的效力及其数额，必须经过债权人会议的讨论决定，别除权的实现也离不开破产管理人的相关活动，别除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向破产债权的转化等等。这些皆说明别除权必须按规定的破产程序进行，而不得仅依民商法所规定的民事程序进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