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调解中的自我保护

　 杨春雷


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化解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调解，能够更好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葛，降低诉讼成本，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调解工作日益得到法官的重视。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着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规避法律、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情况。如果不界定案件性质或对调解合法性审查不够,而盲目地进行调解,则必然会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对法官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法官不但要做好调解工作，而且还要学会自我保护，避免因调解不当而陷入被动。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法官要在调解中学会自我保护，应当熟练掌握并遵循以下法律原则和方法：
　一、调解自愿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调解是审判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法官征求当事人意见，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或愿意进行和解已经成为必经的法律程序。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调解自愿原则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一是调解程序的启动上必须是当事人自愿。法官不得强迫当事人启动调解，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法官都不得进行调解。实践中，有的法官为了迫使当事人调解，将案件长期搁置不审，甚至超越审限，这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调解，违背了调解自愿原则，是非常不可取的；二是调解的内容必须自愿。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确定的调解内容，法官不得再对其进行干涉或改变。严格遵守调解自愿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和法官的中立地位。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避免因过分强调调解而导致当事人对法官的合理怀疑。
二、调解合法性原则
如前所述，法官在调解过程当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但法律还要求法官在调解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必须对调解合法性进行审查。归纳起来，调解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两个方面。
在调解程序合法中，法官负有依职权主持调解，保证调解程序合法的责任。其主要职能就是为当事人提供进行自由协商的机会，并保障这种自由的实现。如果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强势，胁迫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进行调解，法官就要主动干预，中断不正常的调解，以实现保障诉讼公正的职能。法官在保障程序合法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调解程序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表现形式、调解文书效力、调解内容执行等诸多规定进行。
在调解实体合法中，法官需依职权审查双方达成调解的内容，一方面审查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公平自愿；另一方面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或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法官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后出具的调解书，不仅仅是对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意见的确认，还代表了法院对调解内容合法性的确认。审判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当事人利用诉讼，通过调解损害他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某继承案件中原、被告串通，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通过调解达到排除他人合法继承权；又如某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通过调解拖延还款时间，转移财产而损害贷款人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法官对调解合法性的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案件能否调解的界定
对案件能否调解进行界定，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这一程序。如一起案件中，甲公司因开发房产缺少资金就向乙公司违规贷款，为规避公司之间不得拆借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就签订房屋回购合同，约定房屋买卖的同时，又约定一定时间内高额回购，高出的这一部分款项就是借款利息，这就属于利用合法形式达到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法官如果仅审查合同的表面文字，就不能判断出合同的无效，依此调解，则使非法拆借资金的行为合法化；又如某土地承包纠纷中，原告请求解除合同，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双方在变更承包费的前提下同意进行调解。法官在对合同审查时，发现原告根本没有发包权，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如果调解，则必然损害集体或公共利益。结合以上两个案例，笔者认为，法官在调解中首先要界定哪些案件可以调解，哪些不能调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审判实践，不能适用调解程序的案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适用特别程序审理5种案件；二是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督促程序的案件；三是确认之诉的案件，如确认合同效力、确认婚姻或身份关系案件；四是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前几类都较好理解，其中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则主要是指超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无效民事行为中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损害公序良俗的案件，这类案件一旦调解，会使不法当事人利用法院的合法调解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最终损害公平正义的法律秩序，从而影响了法官或法院的社会形象。因此法官应当严格界定不可调解案件的范围，尤其对于那些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不得随意进行调解。法官在调解时一定要注意了解案件的背景和调解内容可能涉及的相关利益，注意在保护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时，又不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最终达到既化解矛盾、又维护法律秩序的良好社会效果。
四、避免因陈述观点引发投诉的方法
由于法官具有裁判权，处于中立的地位，所以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有倾向性的调解意见或对案件胜败的分析，会使当事人对其产生未判先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的错觉或合理怀疑，从而导致当事人对法官提出回避、投诉等现象的发生。这对法官继续主持调解工作，甚至继续审理案件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法官应当先履行开庭或调查程序，按照正常的步骤来走，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待庭审之后，再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果同意，再履行调解程序。这样做，会加深当事人对法官中立、公正的印象，后续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其自然的展开。如果未开庭法官就动员调解，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必然会使当事人觉得很不舒服，会产生前文所述的合理怀疑，不便于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次，在调解之前，法官应当先对当事人予以释明，表明自己在调解中的观点都是建议性的，不影响裁判，调解的目的仅是为了更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节约双方诉讼成本。法官在调解前应当向当事人声明“这一程序不同于审判，你们将依自己的意思行使处分权，我在此程序中不会作出对你们有拘束力的决定，陈述观点不影响判决的结果，我只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在此强调我的发言不表明判决的观点，只是与你们共同分析，找出争议焦点、诉讼可能出现风险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你们有效地协商并希望能够最终达成调解”；最后，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可以分析争议焦点、继续诉讼可能面临的风险，在涉及判决结果时应当尽量避免解答。另外，法官应当确保其调解中的言行不影响判决，并且在调解过程中也不凭借拥有的裁判权对调解施加影响。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职务侵占犯罪中非单位在编人员的主体认定探析

许珂 许建民


　　职务侵占罪是违反公司法犯罪中一种多发性犯罪，它是由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扩展延伸而来，将职务侵占犯罪纳入刑法典。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7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条文将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范围，从立法的本质来理解，作为一种与职务相关的犯罪，规定其主体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从刑法理论划分，其属于特殊主体。但是自法律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对哪些人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侵占罪与刑法第271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对犯罪主体的范畴从条文上看似不一样，其主体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公司、企业人员外增加了其他单位的人员。但从1996年1月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规定来看，侵占罪的主体范围与职务侵占罪规定是一样的，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构成至今也没有另出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职务侵占犯罪主体规定的范畴就一直沿用至今。经过几年来学术界、司法界的不断研判和司法实践，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基本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这些董事、监事必须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二是上述人员除公司的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员和工人，同理也必须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三是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四是国有企业、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职工。因为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上述四种范畴看似明确完备，可还是不能包括职务侵占行为人身份全部。
　　由于我国企业的新旧体制转换，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以及部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用工制度的不规范，对职工范围国家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了从业人员称谓复杂、身份多样，有正式工、长期工、固定工、合同工、派遣工、季节工、临时工等之称，这些从业主体中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签订了用人合同，确立了劳动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形成了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固然具备了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的资格，也就是上述概括的四类人员之一。
　　任何法律都存在局限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所有问题，职务侵占罪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也同样，不可能对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得十分完备。除了上面所述的四种不同身份的人以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还存在大量的临时工、派遣工、实习生、兼职人员等，他们不是单位正式在编人员，他们与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没有明文规定。这部分人员是否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就成了争议的焦点，一些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签订了用人合同，确立了劳动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不但要以书面形式订立，而且要具备法定的必备条款，否则就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有些观点认为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就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笔者想就这部分人员的犯罪主体构成问题，分别作一下分析探讨。

一、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临时工主体资格问题。顾名思义他们是公司、企业、单位雇用的非正式职工，这些人员是单位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临时从社会上招聘的，由于用人单位或从业者本人的原因，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之间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合同，他们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似乎一纸书面的劳动合同成了判断身份的唯一依据，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和甄别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时，是否必须以有没有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为标准，以此来判断是否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呢？这种以合同定身份的争议，随着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切实执行将会越来越少了。该法规定的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些法律条款明确规定单位用工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即为“事实劳动关系”，也就成为有学者所说的 “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如果从业人员实施了“将本单位的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我们不必再将是否有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必要条件，而是要研究它行为的客观方面，如果客观要件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条件，就完全可依照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兼职人员的主体资格问题。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一个人在一个或多个单位兼职获得报酬，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这就给我们界定是否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带来难度。那么兼职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某一工作是不是具备该单位的人员资格呢？我们要从事物的本质来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区别情况而定，同样是兼职人员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同一单位不同部门的人员，比如行政科的人员兼职本单位的产品销售工作（系销售科的业务）；有单位外的人员从事该单位的业务工作，比如甲单位的人员为乙单位推销产品或招揽业务；有社会人员为单位推销产品或招揽业务，他们的主体性质应该怎样界定呢？
1、同单位人员兼职本单位业务的，笔者认为本单位人员兼职本单位业务的，其所从事的职责必定是其单位指派或者单位的规章所规定，这种受单位委托或授权，完成单位规定的工作，兼职人员与本单位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仍没有变，兼职人员的身份依然是本单位人员，虽然该工作不属自己本身岗位的职责范围，还可能是临时性和特定性的，因为受于单位的委托或授权，所以导致了行为人取得特定职务的结果，行为人利用了这种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财物，可以认定其为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
2、单位以外人员兼职的主体资格，有观点认为，他们与单位是纯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民事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是以劳动取得报酬为结果，不存在行政上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职权，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所产生的法律纠纷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规范，因此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单位以外人员兼职的，从形式层面看无疑不属于单位人员，笔者认为评判事物性质必须研究它的实质，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单位人员”，实质性的依据不是他表面身份，而是他是否单位职责或者业务活动的承担者。单位存在的主要目的或意义，并不在赋予公民各自的社会角色或身份，而在于组织、分配一定的社会职责或业务活动。从立法原意来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本质是因“职”而“占”，只有与一定的工作职责相联系的身份事实，才有作为犯罪构成之主体来考虑的价值，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单位人员，不只是看其身份是兼职的还是专职的，还要分析其侵占行为是否有利用“职务”之便。所谓“职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它包括担当单位的管理职责和从事具体的业务活动，有学者阐述职务侵占罪的“职务”，它有“相对稳定性”和“关联性”二个特征，如果行为人受单位委托或授权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履行着单位的职责，即使他们不是单位的在编人员，也同时取得了带有一定管理性质的身份，即主管、管理、经营 、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责，这种职务的关联性引起了身份质的变化，与单位产生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与其从事的工作产生了特定的职责。
具体到兼职人员认定，我们可以从获得职务授权，获取报酬的方式等来分析其符不符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主体资格。如兼职人员从单位获得委托书、工作(业务)协议，或是根据单位制订的有关职责规定，代表单位对外行使权利，使用的是单位的合同和公章，有的还持有单位的工作证、介绍信、名片，在较长时间里为单位从事某些业务，以业务的分成作为报酬。甚至他们在行使职务中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相对业务单位的损失，其法律后果也不再由他们个人承担，而是其兼职的单位承担，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从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转换为单位人员，与单位形成了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事实上接受单位的管理和监督，他们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是由单位赋予了他们的职责而产生的，与其他正式职工已没有本质区别，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
那些偶尔给单位办理一二次业务非法占有了单位的财物，或者是以超出单位产品定价赚取差价的行为，他们与单位没有形成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可以看作是一般劳务关系或业务关系，认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条件不够，还是不宜定职务侵占罪为妥。
三，派遣工、实习生的主体资格问题。派遣工、实习生都不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式在编人员，派遣工是其派遣公司的人员，实习生是学校或其所属单位的人员，从职务侵占犯罪主体资格分析，他们的身份性质相似，他们的主体资格认定目前来说是个难题。以派遣工为例：派遣工就是劳务派遣工人，劳务派遣又称劳动派遣、劳动力租赁或员工租赁，劳务派遣单位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劳动，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租赁）协议，派遣公司与被聘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是劳务合同关系，派遣公司与被聘用的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被聘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则仅是有偿使用劳动力（劳务给付）的关系。
由于劳动法律规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不构成隶属的职务关系，形成了用人与用工的分离局面，劳务派遣工不是用工单位的职工，用工单位又不是劳务派遣工的用人单位，派遣工却又实际从与事用工单位的正式职工相同的工作任务，他们利用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非法占有用工单位的财物，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就不能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因为他们不是用工单位的人员，而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员。从犯罪客体分析，派遣工侵犯的客体也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他们所侵占的财物不是本单位的财物，而是工作单位的财物。这就产生了在同一公司内工作一个是职工，一个是劳务派遣工，发生了同样的侵占单位财物的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却要分别定性处理，而且结果有天壤之别，公司职工构成职务侵占罪，应受到刑罚处罚，而派遣工构成民事上的不当得利，由民事法律调整，这有违在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如果派遣工以盗窃罪处理，也似乎不妥，其是利用从事劳务活动时合法持有单位财产的便利，而非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方便条件非法占有用工单位的财物的，忽略了其客观行为的特殊性。但《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了派遣工与用工单位只是劳务关系，派遣工就不符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主体条件和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条件，不能以职务侵占罪追究。按照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再适用类推。笔者认为这种由于不同身份所出现的同一行为应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不同的尴尬局面应尽快改变，不能仅依据《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规定来划分刑事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范畴，可以根据职务侵占罪的立法原意，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主体作扩大解释，派遣工的身份实质已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要求，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
实习生如果是学校或单位派遣的应与派遣工主体性质同样适用，与实习单位签订了实习合同(协议)的，可视为合同工，没有签订合同的在相对长的时期在单位工作的，可视为应签未签人员，也都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