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事业单位税收问题分析及对策
赵东海
一、 新时期事业单位概述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具体而言，主要是指担负着国家某一方面事业任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物质生产单位，如报社、出版社、疗养院所、文体娱乐场所等。这些事业单位虽然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增进人民身心健康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全部事业单位有130多万个，其中独立核算事业单位95.2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近3000万，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一般地说，可以把现有中国事业单位分为如下三类：一是直接承担政府行政职能、为政府服务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的是监管、资质认证、质检、鉴定及机关后勤服务等类的活动；二是承担公共事业发展职能、为社会服务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的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服务相关的活动。三是承担着中介沟通职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的是咨询、协调一类的活动。但是，从实际运作看，其性质则极为复杂。譬如，有的享受着事业单位的待遇，却完全从事着与政府部门一样的行政管理活动，拥有比一般政府部门大得多的行政权力；有的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却直接从事着如企业一样的经营活动；有些并非法定承担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却实际上拥有由主管部门直接和间接转移过来的行政职能；有些单位全部或者大部分受国家财政资金供养，却仍然变相地从事着收费性经营活动；等等。
中国事业单位形成及演进至现状的原因极为复杂，但大体上说两个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基于提高政府效率和减少财政负担的目的，必须尽量减少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但同时又必须提供不断增长和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这是导致中国事业单位分布广、数量多、规模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基于解决经费短缺窘况和保障既有利益的目的，必须创造性地开展业务活动，但同时又必须保持现有的体制构架。这是导致中国事业单位政事不分、事企不分、职能繁杂、行为混乱的主要原因。
从总体上看，事业单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扩大公益服务供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事业单位，占着国家资源、受着财政支持，却没能充分有效地提供相应的服务和积极公正地履行应尽的职责，反而利用事业单位性质上非政非企又亦政亦企的模糊空间，最大限度地运用、享受着政府部门与企业两者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又最大限度地游离于政府部门所受的行政约束和企业所承受的市场压力之外。其结果是扰乱了经济运行规则，破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事业单位甚至成为了腐败现象滋生的良好土壤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渠道。
计划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要完成国家赋予的某方面事业任务，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国家或主管部门全部或部分拨付，国家对事业单位的考核，主要看赋予的事业计划是否完成，拨入的各种款项是否按预算及规定的项目使用等等。国家拨付资金的目的是通过事业单位创造社会效益，不要求创造多少经济效益，不需要投资回报。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逐步进入市场成为大势所趋。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 国家或主管部门对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各种资金补贴将逐渐减少直至取消，因此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二、 事业单位存在的税收问题分析
历史上，事业单位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纳税意识一直比较薄弱。同时，不少事业单位一般都掌握有或这或那的行业特权和优势，税务部门在执法过程发现问题需要处理时，往往会有很多上级部门的说情，从而出现税务部门执法不力的情况。上述原因导致事业单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税收问题。
一、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中有关事业支出与纳税扣除的界定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不少财务人员不知道会计核算与税收规定存在差异时要进行纳税调整的规定，导致事业单位未按税收规定调整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比较普遍。主要问题有：一是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规定的保证事业结余不能为负数的基础上，将所有的支出都归入到应税收入支出项目中来归结利润，虚减了应纳税所得额；有的单位在计算分摊支出金额时，虚减收入总额，使分摊费用增大，人为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二是对新购置固定资产实行核销办法，一次性在事业支出中核销，一次性在税前扣除，而不是以折旧、摊销的形式分期在税前扣除，多列成本，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三是工资费用列支表面上执行国务院规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而实际上在事业支出中大多以补贴、奖金、加班费等形式多发工资性补助。四是业务招待费的不是以全部收入扣除免税收入后的金额作为计算业务招待费列支基数，而是以事业单位的全部收入作为计提列支的基数，提高了列支标准，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
二、个人所得税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极大地剌刺激了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这些部门中不少个人如医生、教师、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等都已成为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收入至今还没有纳入税务部门的监管重点，偷逃个人所得税严重。主要问题有：一是工资薪金未足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不少由财政发放工资的事业单位如学校，他们认为财政在发工资的时候已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而对他们自己以加班费、奖金等名义发放的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收入就忽视了，没有并入工资计交个人所得税。二是支付外聘人员劳务报酬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一些事业单位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高薪外聘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专家学者、主持人等，在支付其劳务报酬时，没有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营业税方面。目前有不少事业单位一方面从事着与政府部门一样的行政管理活动，一方面又从事着如企业一样的经营活动，既存在着应税收费项目，又存在着非应税收费项目，一些事业单位将应税收费收入混同在非应税收费收入中，逃避上缴国家税收。如：新闻宣传单位以协办费代替广告费收入、体育部门以训练费代替租金收入、学校以学历教育收费代替非学历教育收费等，还有的将取得的经营收入通过接受其它劳务等方式进行抵扣，抵减应税收入，如收取出租场地收入以应付劳务费来抵扣，造成出租方与承租方双方都逃漏了应纳税收。
四、使用票据方面。事业单位使用票据既有财政部门的票据，也有税务部门监制的票据，还有使用上级部门配发的票据。许多行政事业单位票据管理使用不到位，且从财政部门取得收据较为容易，为了避免纳税，不少事业单位是尽量回避使用税务票据，从而给税务部门核查税收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规范事业单位税收征管的对策
事业单位，作为我国一个庞大的单位体系，随着整个事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事业单位的税收增长空间会很大。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强化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管，完善现行税收政策，是实现事业单位税收成为我国税收收入新的增长点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事业的合理组织方式，然后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职能特点，通过分类调整，决定其归属。对具有很强公益性，需要由政府直接承担其发展责任的事业单位，实行全额预算拨款，由财政部门管理；对承担公益性相对较弱，不宜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则转为非赢利机构，财政不再拨款，交由税务部门管理，税务部门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单位的生存和发展，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和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的需要；对目前虽定位为事业单位，但其活动与政府职能基本无关的，可以通过直接转制为企业或与企业合并重组，进入市场成为市场主体，这部分单位交由税务部门来管理，实行的是与其他经营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其效率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事业机构形成规范的支持方式，发挥财政与税务部门各自的监督、约束以及调整职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管问题。
二、强化事业单位税收征管。对纳入税务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其取得的各项收入都要纳入税收管理的范围。要做到：第一，加大税收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事业单位的纳税意识。根据纳税人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纳税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纳税服务，如建立税务登记提示制度，纳税申报提示制度等，将事后处理改为事前提醒，减少纳税人的无知性不遵从。第二，取消使用财政部门的票据，规定单位取得的各项收费收入都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发票来收取，在计算应交税金时再把免税收入部分予以剔除。通过发票将收入纳入税务部门的监管范围。第三，建立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切断利用权力寻租的条件和环节，保证税收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
三、完善现行税收政策。国家对事业单位的税收政策支持，目前主要是通过制定对不同的收费项目、收入来源征免税政策来实现的，由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名目繁多，收入来源复杂，在执行过程中解释的随意性比较大，加大了征管工作的难度，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建议一，对提供符合营业税应税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普遍征税，即不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不征营业税收费项目名单来认定是否征免税，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应税项目来决定是否征税，在确认标准上与其他经营企业一致，这样一方面税务机关在认定上容易操作，防止纳税人在收费名称上做文章，浑水摸鱼，造成税款流失。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建议二，统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支出项目的标准。对准予扣除的支出项目应实行与其他经营企业一样的标准，依照国家税务局下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执行，如工资标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建议三，国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对已征税单位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国家需要直接支持其发展的事业单位，征税后由财政部门根据其事业支出的需要全额核拨经费；对国家不宜直接举办的需要通过非赢利机构组织去完成某项社会事业的单位，税务部门可以实行先征后返还的办法支持这些单位的发展；对其活动与政府职能基本无关的事业单位则实行与其他经营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不再退还已交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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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

朱晓东


【摘要】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司的社会责任 内涵 外延

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定义作为一种逻辑方法，是通过对被定义项的内涵和外延的揭示，将人类对于事物已有的认识总结、巩固下来，作为以后新的认识活动的基础。然而在法学中，对于同一个概念有为数众多的定义是很常见的情形。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难：如何判断哪一个定义正确揭示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事实上，法学上很多理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一般性的定义理论的欠缺，或者定义人对于定义过程的说明的不足。[1]
笔者认为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以及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不同认识，都是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下来讨论这一问题。可以说，争议和分歧都是根源于此。
我们知道法学理论是以概念及定义为基础构成的逻辑体系，法学的独特魅力正是其逻辑的严谨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概念，其属概念是社会责任，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责任，其种差分别为社会、公司，所以揭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必须揭示责任和社会、公司的内涵。笔者按这一思路分析如下：
（一）责任的内涵
在现代汉语中的“责任”一词包含两种递进的理解：(1)份内应做的事；（2）不利后果。而法律责任通常指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特殊义务，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2]笔者认为，在法学领域中讨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应采用法律责任的含义。第一，公司社会责任如果不是法律责任，那么无论按“份内应做的事”还是按“不利后果”后果来理解，都会产生一个驳论，既有责任又无法追究。第二，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说，使其承担社会责任，依靠道德教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都无异于与虎谋皮。[3] 第三，从法律角度讲，公司社会责任无法追究，即不能“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第四，公司社会责任已为立法所认可。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以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据此，笔者认为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属概念的“责任”即是指法律责任，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二）社会的内涵
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与经济责任相对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界定，国内学者如刘俊海、卢代富的作法即是如此，这里的“企业(公司)经济责任乃指企业传统的和固有的责任，系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责任。”[4]相对地，公司社会责任即为公司所承担的对股东以外其他利益主体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妥，一方面，有将公司社会责任扩大化之嫌疑；另一方面，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连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都是“社会责任”，而仅仅把对股东的责任排除在外，显然对股东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股东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也是社会成员。
笔者通过查询网上汉语词典，一种把社会解释为“社会：人们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藉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5]另一种解释社会有两层意思 即：(1)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2) 泛指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6]可见，在汉语中，社会总是强调“总体”。另外从公司社会责任产生的背景来看，公司社会责任是在19世纪末以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行为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7]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8]所以，要求大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才越来越高。
因此，在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有严格的界定。我认为“社会”在此应在“总体”意义上理解为社会公众。据此，笔者认为，社会责任即为侵犯社会公众利益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是公司违背了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三）公司的内涵
根据新修订《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设立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众多中小公司的设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众多中小公司来说，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实力上讲，都难以承担社会责任。另外，由于其影响力有限，即使破产都无法对社会总体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让所有公司都承担社会责任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虽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具体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以下标准：1、公司的规模，包括生产规模、资产规模等因素；2、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其知名度等因素；3、公司的实力，主要指销售收入和净资产额。意即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不是指所有的公司，而是符合一定法律标准的公司。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具体法律标准可以进一步研究），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换言之，公司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内涵
(1)公司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
(2)责任主体是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
(3)责任相对人是社会公众；
(4)公司社会责任包括两个递进层次：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此为第一性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承担的第二性义务。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
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就是指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公司的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学者们大多采用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理论来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并把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界定为与公司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不同利益集团，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因此，有的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包括对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的责任[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按上文笔者所界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分别分析如下：
（一）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笔者认为，一般说来，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其首要特征是主体的特定性。[10]因而，公司按劳动合同对雇员所负之责任不具有“社会总体”意义。只有在诸如大型公司大规模裁员产生失业等社会问题时才会产生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并不是指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区别这一点的关键是公司的行为会不会产生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结果。否则的话，公司承担的就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劳动合同责任。我认为这一区分是有现时意义的，特别是在立法上。如果不加区分，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就会成为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甚至不是道德责任，仅仅是一种立法观念。另一方面，还会混同劳动合同责任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与劳动者签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因违反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同样，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一般意义上经营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责任区分开来。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义务和消费者的权利以及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都是民法上或合同法意义上的责任，是针对消费者个人的合同责任，而不是针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只有区分这一点，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才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否则的话公司承担即是对消费者的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那些产量较大，消费者众多的公司在生产产品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对众多消费者造成损害，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承担的一种义务，例如产品召回责任即属于社会责任。
（三）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讨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应注意区分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侵权的区别。侵权责任同样是相对性很强的侵权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被侵害的对象。因此，这种侵权赔偿责任不是为了社会公众而承担的。
为了区分环境侵权责任和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在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工业化进程消耗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我国1998年的特大洪灾、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气候变暖等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成为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业，成为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全人类都在为此付诸努力。财力雄厚的公司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责任，这在法律上是责无旁贷的。
（四）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我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不应包括这种责任。一方面，在法律上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是一种相对性很强的合同责任，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社会上的其他主体也不会因公司对债权人的承担责任，而获取任何收益。所以说，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同时，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还会妨害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和社会公众的支持。
（五）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种责任通常难以在法律中作出有效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法律难以强制公司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上把这一部分纳入公司社会责任，则必然会陷入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驳论即：有责任又无法追究。因此，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人们更应该通过种种非法律手段如道德、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说公司对所在社区和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是可以在道德上提倡的，而不能归于法律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是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且区分于劳动合同责任，消费合同责任，环境侵权责任，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含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为：其内涵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外延包括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注释：
【1】延欣，《农业合作社的法学定义》，硕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5月。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