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


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郭辉


　　抢劫罪，是指以不法所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是严重且常发的案件，但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正确处理。
　　1、如何理解抢劫罪中的暴力手段与强取行为？暴力是指不法行使有形力。暴力一词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要求。首先，抢劫罪中的暴力必须针对人实施，而不包括对物暴力。这是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关键区别。抢夺行为只是直接对物使用暴力（对物暴力），并不是直接对被害人行使暴力；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被害人来不及抗拒，而不是被暴力压制不能抗拒。其次，抢劫罪中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事实上抵制了对方的反抗。因此，以不足以抵制对方反抗的轻微暴力取得他人财物的，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例如，乙经常邀约甲的妻子打麻将，为此导致甲夫妻不和。某日乙又将甲妻邀至乙家打麻将，甲得知后来到乙的住处，掀翻麻将桌，打了乙几耳光，并对乙说：“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必须赔偿5000元。”甲虽然对乙实施了暴力行为，但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并不足以抵制乙的反抗，故不应认定为抢劫罪，而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附带说明的是，抢劫罪中的胁迫与其他方法都必须达到足以抵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强行劫取财物，是指违反对方的意志将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通常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行为人自己当场直接夺取、取走被害人占有的财物；二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付（处分）财物；三是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行为，趁对方没有注意财物时当场取走其财物；四是在使用暴力、胁迫等行为之际，被害人由于害怕而逃走，将身边财物遗留在现场，行为人当场取走该财物。应予注意的是，一方面对于“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暴力胁迫等方法与取得财物之间虽然持续一定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无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例如，A对B实施暴力，迫使B交付财物，但B身无分文，A令B立即从家中取来财物，或者一道前往B家取得财物的，应认定为抢劫罪。行为人实施暴力后，发现被害人身无分文，然后令被害人日后交付财物，原则上应认定为抢劫（未遂）罪与敲诈勒索罪，实行并罚。另一方面，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绝对。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当场实施了足以抵制对方反抗的暴力，令对方事后交付财物，也应认定为抢劫罪。例如，某甲在村口遇本村4个10岁至12岁的小孩玩耍，遂向前找他们要钱，4个小孩说没钱。甲揪出其中一小孩乙，将其捆绑、倒吊、用鞭子抽打，并用烟头烫，造成轻伤。然后告诉乙和其他3个小孩第二天到指定地点交钱，否则后果会比乙更严重。次日，每个孩子向甲交20元、30元不等。笔者认为，对甲的行为抢劫罪。因为抢劫与敲诈勒索的区别，既不在于是否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也不在于当场取得了财物；敲诈勒索也可能实施了轻微暴力，敲诈勒索也可能当场取得财物。在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的情况下，如果足以抵制对方的反抗，则应认定为抢劫；否则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当场是否得到财物来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换言之，抢劫不一定要当场取得财物，只要沼气实施暴力或者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并足以抵制对方反抗即可。所以，认定甲的行为成立抢劫罪是合适的。
　　2、如何理解准抢劫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盗窃罪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诈骗罪与抢夺罪也要求“数额较大”，故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关系重大。笔者认为，尽管刑法的表述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既遂，也不意味着行为人所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是意味着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这样理解，才能谈得上盗窃、诈骗、抢夺罪向抢劫罪的转化。一方面明显的小偷小摸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转化为抢劫，因为行为人没有犯盗窃罪的故意。另一方面抢劫罪的成立也没有数额限制，故事后抢劫也不应有数额限制。因此，行为人以犯罪故意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只要已经着手实行，不管是既遂还是未遂，不管所取得的财物数额大小，都符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例如，甲深夜潜入乙家中行窃，甲从窗户翻入厨房后进入客厅里，被乙发现。乙抓捕甲时，甲为了拒绝抓捕而对乙实施暴力导致乙轻伤。由于甲具有犯盗窃罪的故意，并且该罪过支配了着手实行犯罪，故符合“犯盗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抢劫罪。又如，15周岁的甲潜入乙家，从乙的抽屉里窃得5000元现金。恰逢此时，乙的儿子丙（14岁）放学回家。甲为了窝藏赃物而对丙实施暴力，导致丙轻伤。甲虽然没有达到对盗窃罪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但其盗窃行为仍然是在盗窃故意支配下实施的，故符合“犯盗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准抢劫。
　　3、如何认定枪支罪的共犯？正面联系几个案例来讨论。例一，A与B共同犯盗窃罪时，被C发现，A与B逃跑，A逃走了，但B被C抓捕后，对C实施暴力导致C重伤。显然，A与B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但由于B另触犯了抢劫罪，所以，对B只能认定为一个抢劫罪。例二，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却对此一无所知。显然，甲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问题是，对乙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否定甲与乙成立共同犯罪，则意味着对乙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明显不合理。对乙的行为也不能单独认定为盗窃罪，因为没有实施任何实行行为。所以，在这种场合，应当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对甲单独认定为抢劫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为共同故意犯罪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当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共同犯罪，而是意味着只要二人以上就其中部分重合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就成立共同犯罪。在上例中，没有共同犯罪的前提，就不能认定乙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再者，如果对甲、乙完全分别按抢劫罪与盗窃罪论处，而不考虑乙在盗窃罪中的共犯关系，就不可能认定乙为从犯，因而对乙不能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乙便是盗窃罪的从犯。例三，张三教唆李四犯盗窃罪，而李四在犯盗窃罪的过程中转化为抢劫罪，对此应如何处理？首先，对李四应认定为抢劫罪。其次，对张三应认定为盗窃罪的教唆犯，而且不能适用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张三的教唆，李四不会实施盗窃行为，更不会转化为抢劫行为；张三的教唆行为与李四的抢劫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张三与李四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换言之，由于李四所犯之罪包含了盗窃罪，所以不符合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条件。
　　4、如何区分抢劫罪与绑架罪？由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比较简单，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望文生义地理解“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现象。绑架罪的本质特征，是将使用暴力等手段将他人作为人质，进而使第三者满足行为人的不法要求。所以绑架罪的完整定义应为：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因此，绑架罪中的索取财物，只能是向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者索要财物，否则就谈不上将被绑架人作为“人质”了。不难看出，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迫使被绑架人交付财物，而不是向第三者勒索财物；后者只能晌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有关人勒索财物。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非法扣押被害人或者迫使被害人离开日常生活处所后，仍然向该被害人本人勒索财物的，只能认定为抢劫罪。
　　5、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不能认为凡是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规定的入户抢劫等到8种情形的，一旦着手实行均为抢劫既遂。根据财产犯罪的本质，属于8种情形的抢劫，也可能只成立抢劫未遂。例如，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等行为，没有使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的，仍然成立抢劫未遂。其次，行为人本欲当场杀害他人然后取走财物，但实际上未能杀害他人的，应适用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同时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例如，甲等三人共谋划将出租车司机乙杀死后抢劫其财物，甲等三人上车后，让乙将车开往偏僻处，随即对乙实施暴力，并勒乙的脖子。乙休克后，甲等三人以为乙已死亡，将出租车内的现金劫走后潜逃。乙事后苏醒，仅受轻微伤。如果将甲等三人的行为认定为一般抢劫显然不合适。如果因此而将甲等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也不合适，因为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22日《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应当认为，抢劫罪中的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存在未遂。于是，对甲等三人的行为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8种情形所规定的法定刑，同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这样便与故意杀人罪相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