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行业示范合同文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 刘 春


几乎所有的房地产项目都涉及建筑合同。因此，能否签订一个对开发商（或建设单位）和建筑企业都公平的合同成为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有经验的开发商会聘请专业律师作为项目顾问，负责起草合同，参加项目谈判并解决项目过程中的其他法律事务。有的开发商（或建设单位）或其聘请的律师图省事，直接采用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的行业示范合同文本。这种草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每一个项目都可能有其独特之处，示范文本只能参照适用。并且，个别示范合同文本的某些条款本身不合理，甚至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导致直接适用示范合同文本可能造成对对发包方不利的情况。由国家行政机关推行的合同竟然违反公平原则，减少建筑行业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此这个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以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存在的问题为例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内容、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二０００年一月十四日，建设部、国家工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建建〔２０００〕４４号），通知说，《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ＧＦ－２０００－２００２）是建设部、国家工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１９９５年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ＧＦ９５－０２０２）进行修订后印发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做好推广使用工作。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共五条，多为当事人双方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填写的条款；第二部分为标准条件，分词语定义、适用范围和法规、委托人及监理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合同的变更终止，监理报酬、争议解决等共四十九条固定的条款；第三部分为专用条件，是对前述条款的解释。
这些条款，绝大多数是格式条款，只有极少数条款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的。仔细研读这个文本，不难发现这个示范文本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没有正确认识监理人的地位；第二，减轻监理人的法定责任。
（一） 监理人的业务水平、地位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第二部分标准条件第五条规定：“监理人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期间，应认真、勤奋地工作，为委托人提供与其水平相适应的咨询意见，公正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这个条款规定了监理人勤勉尽责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衡量监理人工作的标准及监理人的地位作用。
1、 衡量监理人工作的标准：
按照示范文本规定，衡量监理人工作的标准是监理人提供的咨询意见应与其水平相适应。
但是，签约的监理人到底是什么水平，这份示范合同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条款加以规定，同时，监理人的水平是如何划分的，不同级别的监理人的能力范围也没有在合同中规定，这就使得委托方无法客观、有依据地衡量监理人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第三十四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由此可见，示范文本中所谓监理人的“水平”的说法是不严谨的，按照法律规定，监理人的“水平”应该是其资质条件。
如果监理人的资质条件是衡量监理人勤勉尽责与否的标准，监理人就应当在签约时有义务告知对方自己的资质条件，并将与其资质条件相符的业务范围写在合同中，将证明其资质条件的文件作为合同的附件。监理人的咨询意见不仅要与其资质条件相符合，而且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技术规范、行业惯例的要求。
即使这样，还存在两个问题，如果监理人承揽的工程超越了监理人自身资质能力所表示的业务水平所能承揽的范围，那么，合同是不是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关于监理人超越其资质等级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委托人要求监理人提供证明其资质条件的相关文件，监理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文件，委托人明知其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而将工程委托其监理，发生纠纷，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因为建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如果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不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属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合同的无效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监理人向委托人提供的资质证书是虚假的，则合同是可撤销的，委托人没有责任，应由监理人返还其获得的利益，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这就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建筑法的规定，审查监理人的资质等级，确保监理的工程在监理人的资质登记许可的范围之内。
2、监理人的地位、作用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第二部分标准条件第五条规定“监理人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期间，应……公正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同时，第十九条规定：“在委托的工程范围内，委托人或承包人对对方的任何意见和要求（包括索赔要求），均必须首先向监理机构提出，由监理机构研究处置意见，再同双方协商确定。当委托人和承包人发生争议时，监理机构应根据自己的职能，以独立的身份判断，公正地进行调解。当双方的争议由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或仲裁机关仲裁时，应当提供作证的事实材料。”
这些规定说明，按照示范合同文本规定，在委托的工程范围内，建设工程的监理人的身份相对于委托人与施工单位而言都是独立、公正的第三方。
但是，笔者认为，示范合同的这些规定对监理人的角色定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精神相左。
首先，建设单位与监理人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建筑法第四章规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人代表建设单位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实施监督；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这种委托关系的性质，按照合同法中关于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的规定，要求监理人应当依法尽职维护委托人也就是建设单位的利益，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活动，而不应该独立于委托人也就是建设单位。
其次，要正确理解监理人身份的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
《建筑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第三款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可见，这些规定中提及的监理人的客观公正性，是为了禁止监理人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禁止监理人驻地监理机构及其职员接受监理工程项目施工承包人的任何报酬或者经济利益，禁止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因此，监理人与承包单位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应按照建设单位的意志，公正客观地执行监理任务，而不是说监理人与建设单位之间是独立的。
示范合同文本的起草者，基于对合同法对委托关系和建筑法中关于监理人规定的错误理解，做出的上述规定，既与法律精神相违背，又不能被广大的建设单位所接受。
（二）减轻监理人的赔偿责任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在标准条件第二十六条规定：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应当履行约定的义务，如果因监理人过失而造成了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赔偿。累计赔偿总额（除本合同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外）不应超过监理报酬总额（除去税金）。”
在示范文本第三部分专用条件中，将之细化为：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责任，赔偿损失[累计赔偿额不超过监理报酬总数（扣税）]：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报酬比率（扣除税金）”
笔者认为，示范文本的上述规定减轻了监理人的赔偿责任。《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见，法律并没有规定监理人承担的赔偿损失的金额不能超过监理费用。示范合同文本的起草者，利用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将监理人订立合同时预见到的损失固定为最多不超过监理报酬，降低了监理人的风险，明显维护监理人的权益，而不利于建设单位的利益。
　　
二、行业示范合同与格式条款的区别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与常见的格式条款出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它们之间在法律效力上有什么不同？
（一）格式条款及其法律效力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经常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合同，有些合同的绝大部分条款或全部条款是银行或保险公司等具有优势地位的垄断企业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的；在订立合同时对方不能就此与之进行协商，对这些条款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方当事人不能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只有接受或放弃的权利，例如银行信用卡章程、银行贷款合同、保险合同等等。 国外法律中将之称为格式合同(contract of adhesion), 我国合同法将之称为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第四十和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义、法律效力和如何解释格式条款。
有的格式条款，存在免除提供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加重对方当事人的义务限制对方当事人的权利的情况。《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格式条款和非格条式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等等。
（二）行业示范合同及其法律效力
建筑行业的示范合同文本是由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制订并向全国推荐使用的。国家机关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监制的示范合同文本，应该对合同双方而言都是公平的。
关于示范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亦有明确规定。该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实践中，绝大多数建筑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对示范合同文本的态度不是“参照”而是直接使用。
（三）二者的区别
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论析


[内容提要]关于如何理解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涵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阐述了争议产生的缘由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思路，主张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以更有效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
[关键词]金融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利用处分说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利用处分说。该说认为借鉴民法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划分，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就是指上述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持该说的论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法利益。
（二）争议的缘起
原因之一：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罪关系之争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持普通诈骗犯罪与金融诈骗犯罪包容关系的论者认为，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在97年刑法修订时，除将1979年刑法中诈骗罪（在新修订的刑法中，为与其他诈骗犯罪区别，学界称之为普通诈骗犯罪）继续保留之外，还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用专门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8个罪名以及以及在第24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成为“堵截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该论者主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与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明显的包容关系。由于在刑法理论中，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含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基于此，该论者认为金融犯罪作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别犯罪，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
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主张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并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诈骗犯罪而要保护的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差异，金融诈骗犯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金融运行秩序的安全。在亲眼目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后，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措施，在经济上将刑法上的防御战线往前推移的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修订刑法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自然不能为普通诈骗之构成拘束之。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那些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所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
原因之二：“占有”的内涵之争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是指对物的直接控制，而刑法意义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简言之，就是行为人意图获得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法制统一原则，刑法中的“占有”应与民法中的“占有”为同一概念，其外延也应当相同。他们并以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论证，指出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中第三项规定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意图无论是“非法所有”还是“非法占用”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5]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不仅反映出学界对金融诈骗犯罪理解的差异（如对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究竟是包容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以及金融诈骗犯罪侧重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困惑），而且也折射出主张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的思维与主张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观点的冲突。
三、司法实践的做法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因为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拘泥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结果无非只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抑或罪与非罪取决于行为人“运气”的好坏，导致判定犯罪失去了客观标准。[6]为此，最高审判机关尝试采用司法推定方法，通过列举若干行为表现方式以此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将行为人具有下列行为的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违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0年9月长沙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据此，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细化为以下十一种：（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将至今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
学界对上述规定评价褒贬兼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应当说，这些情形对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关键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其公正性，抛开司法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仅就我国当今司法人员素质的整体不高，学界对此类犯罪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纪要’极可能导致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7]我们认为，学界的担忧是客观、实事求是的，它向司法部门提出了关于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纪要”的内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所有权的情形有之，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财产上的利益的情形亦有之。比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走私犯为大规模走私向银行骗贷，其走私成功后，即将贷款悉数归还，其并不想将银行资金据为己有，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按照这种分析，上述十一种情形中，至少第（1）、（2）、（5）、（6）、（10）、（11）的规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表现中包含了行为人非法占用的主观目的。
四、解决的思路
我们认为，要解决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内涵的争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延展思维向度：
一是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即目的犯模式来套用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维护市场交易以外的财产的安全，而并非以整个社会市场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而金融诈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却与此不同，它以保护国家金融秩序交易安全为己任。如果我们可以将法律对权利主体市场交易外个人所有的财产安全的保护，看作是法律对“静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就可以看作是法律对“动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犯罪承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的任务，而金融诈骗犯罪则主要起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功能。对此，从现时域外立法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以贷款诈骗罪为例，英美法系国家对贷款诈骗罪的处罚并不限于不法所有的情形，实际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也可以是骗取财产上的利益。在英国，刑法理论认为，当用欺诈手段获得一笔贷款时，贷款诈骗罪即已成立，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所贷出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借款人的手中，尽管借款人以后可能偿还这笔贷款，但犯罪已经成立。[8]无独有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也认为，当行为人是骗取财产三的利益时，不要求主观上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仍然成立诈骗犯罪。[9]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赤裸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 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0] 同[5]。
[11] 宣东：“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27日。
[12] 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
[13] 邓正刚：《穿越时空的较量》，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作者：刘源 刘晓金 刘志刚
联系地址：高安市人民法院
邮编：330800
电话：0795-528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