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二审程序中提供新证据案件的裁判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当前司法审判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直接改判，另一种是发回重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其法律依据援引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出的新证据，形成了一个新的事实，如果第二审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二审法院的除外，下同）对当事人提供新证据的案件直接作出改判，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情形：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整体事实的认定，相当于只经历过一次审判。


笔者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供新证据的案件采取直接改判的方式，有违民事诉讼法两审终审的基本制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宜只采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方式。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两审终审的内在要求。两审终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之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虽然法律规定较为笼统，但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要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由此可以看出，一次民事纠纷的审理至少包含事实审理和法律审理两个部分。故笔者认为，两审终审，首先是保证两级法院的两次审判，其次是要包含对全部事实的两次审理以及法律适用的两次审理，而不能将两审终审片面地理解为“两级终审”，否则因二审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所形成的新案件事实仅仅通过一次审判就形成了终审判决。


第二，有助于打击恶意维权的行为。司法审判实践中，不乏有些恶意维权者，在一审程序中故意不提供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证据，而是利用“两审终审”的漏洞在二审程序中提出，由此径行获得了终审判决，使对方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机会。虽然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如果二审法院就此新证据做出的判决还存在错误，当事人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但与当事人提起上诉不同的是，在人民法院决定再审之前，并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的救济途径减少。


第三，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如果在二审程序中出现的新证据在一审法院也同样提供，则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作出大致相同的判决的可能性大为提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为此种情形下的一审判决是错案，但这种评价主要是基于法院内部的自我评价，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诉讼的其他社会群众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上下级法院的判决不统一，或多或少地会对司法公信产生负面评价。反之，如果二审法院对于提供新证据的案件一律采用发回重审的方式，则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潜在的风险，更大程度地维护司法权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司法公信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论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定性

叶良芳


[内容提要]就单独犯罪而言，以行为人有无特定身份或者具有什么样的身份为准，刑法将以侵占等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分别规定为侵占罪（盗窃罪或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当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构成混合主体共同实行侵占单位财物行为时，全案应以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定性；当有身份者人数非单一，且具有不同的身份时，则应以具有较重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定性。
[关键词]混合主体 身份 身份犯罪
Abstract: when a crime about entering upon private or public property is carried out by a single offender, he can be convicted of miss-oppropriation, job-related miss-oppropriation or embezzlement depending on a status he has or not. However, when the crime is carried out by joint offenders, some of which have a status, they must be convicted of by the principal offender's act.
Key words: general and special subjects status status crime
一、 问题的提出
以行为人的身份为划分标准，可以将行为人共同侵占、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财物的行为分为六种情况：一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三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四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或者非单位人员；五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有的是单位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或者非单位人员；六是参加共同犯罪的人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或者非单位人员。对于前两种情况，分别定为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在理论上没有分歧，实践中操作也很统一。后四种情况是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犯罪，如何定性，意见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即主犯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定贪污罪；主犯是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的，定职务侵占罪；主犯是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或者非单位人员的，定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分别定罪，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定贪污罪，对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定职务侵占罪，对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或者非单位人员，定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
笔者认为，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问题。处理此类问题应以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理论作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对全案的犯罪性质作出正确的界定。
二、 身份与共同犯罪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或人身状况。①以身份形成的依据为标准，可以分为法律身份与事实身份。前者是基于法律所赋予而形成的身份，如证人、现役军人等；后者是基于一定的事实情况或关系而形成的身份，如男女性别、亲属关系等。以身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为标准，可以分为构成身份、加减身份。前者既影响定罪，也影响量刑；后者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身份与共同犯罪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二是有加减身份者与无加减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处罚问题。由于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主要涉及定性问题，故以下只阐述前一问题。
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罪。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这已为刑法学界所公认。如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分别构成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凡无身份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则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受贿罪；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外国人不可能与中国人一起构成背叛祖国罪的共同实行犯。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共同实行犯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因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教唆犯、从犯、胁从犯，也可以构成主犯。二是有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罪。对此，应视真正身份犯罪的身份是自然身份还是法律身份而定。如果是自然身份犯罪的，则有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无身份者实施这种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从犯以及间接正犯。如甲男教唆乙女强奸丙女，因乙女不可能实施强奸这一身份犯罪，故甲男也不构成犯罪。如果是法律身份犯罪，且有身份者也参与了部分行为的实行，则有身份者构成间接正犯，无身份者构成从犯或者胁从犯。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利用职务之便为丙谋取利益，而指使其妻乙向丙索取贿赂，甲实际上是利用乙的索取行为来完成整个受贿行为，乙又能够实施向他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具有相对意志自由，故甲构成受贿罪的间接正犯，乙构成受贿罪的从犯。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如何定性的问题，刑法理论上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以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为根据来定罪；有的则认为应以实行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为根据来定罪；有的认为应分别定罪。①主张共同犯罪应按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是难以成立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确立主犯的意义主要在于量刑而不在于定罪。在实行犯是主犯，按主犯犯罪的性质定罪与按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结果是一样的，不会发生问题。但是如果教唆犯是主犯，按主犯犯罪性质定罪，就与刑法理论不合。因为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只能根据其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如果教唆犯与实行犯都是主犯，根据谁来定罪，则会不知所从。其实，共同故意犯罪的性质，是由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性质决定的。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应当根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认定，而不能以谁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为转移。换言之，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以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定罪。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一般以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定罪。个别情况下，无身份者没有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而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则应分别定罪。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以无身份实行犯的行为性质来认定。此种情况一般不可能构成身份犯罪，但在有身份者实行了只有有身份者才能实施的部分实行行为时，则应以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定罪，即全案应以身份犯罪论处。
三、 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行为的定性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共同侵占单位财物的混合主体身份有三种情况：一是单位内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这一身份犯罪；二是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一身份犯罪；三是单位内其他不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和单位外人员，可以构成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非身份犯罪。实践中，上述两种或三种主体共同实行侵占单位财物行为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共同犯罪中，只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没有利用单位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这种情况，由于有身份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实行行为，因此，应认定其构成贪污罪。无身份者（包括单位其他具有职务但未被用于犯罪的人员、单位其他无职务人员和非单位人员）则不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或者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均应以贪污罪论处。
2、共同犯罪中，只利用了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没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这种情况，由于有身份者（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实行行为，因此，应认定其构成职务侵占罪。无身份者（包括职务便利未被用于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单位其他无职务人员、非单位人员）不论实施的是部分实行行为，还是教唆、帮助行为，均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3、共同犯罪中，既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又利用了单位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这种情况，有身份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单位其他具有职务的人员）均实行了实行行为，而且各自利用了职务便利，显然分别构成了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但由于是共同犯罪，共同的犯罪意图和犯罪目标将他们的行为结成一个有机联系、互相配合的整体，故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视作利用了本人职务和单位其他人员职务而实施了实行行为，故既可定贪污罪，也可定职务侵占罪；同理，单位其他工作人员也可视作既利用了本人职务，也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而实施了实行行为，故也可定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无身份者，不论实施的是部分实行行为，还是教唆、帮助行为，均可定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这种情况，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想象竞合犯──共同犯罪形式的想象竞合犯。依照想象竞合犯的一般处罚原理，即从一重处断，一般应定贪污罪。
当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侵占行为时，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帮助单位没有职务的人员实施侵占行为，或者单位具有职务的工作人员教唆、帮助非单位人员实施侵占行为，该如何定罪呢？这种情况下，由于被教唆、帮助者（实行犯）没有职务便利可以利用，故不可能构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一般应定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当然，如果有身份者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继而又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其余部分的实行行为的，则可以定为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这一规定仍沿袭以往司法解释以主犯的犯罪性质认定共同犯罪的方法，似欠妥当，值得商榷。（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备注：本文发表于《浙江检察》2001年第4期。
①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
① 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